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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Jericho),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城市,时间约为公元前8000-7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开始有大量的井,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则有石雨水渠。位于今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是青铜时代的早期城市,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数百个古井、水管和厕所。考古学家发现欧洲有目的地建造供水、洗浴、厕所和排水系统的第一个证据来自希腊的克里特岛,它属于青铜时代的米诺斯文明,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年。
这个时期人类活动经验显示地下水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安全水源,特别是泉水和井水。供水和卫生设施的组织方式对早期农业社会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水井和厕所状况良好,可以有效避免健康问题和环境风险。
古代文化的神话也反映了清洁水的重要性,宗教中强调的圣洁经常和水被联系在一起。早期著名的希腊哲学思想家和医学作家也认识到水对公共健康的重要性,水有益健康观念开始与科学有所连结。
古希腊与罗马时期
欧洲第一次城市化发生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公元前500年- 公元500年)。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0-20%。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地中海东部、埃及、北非(现在的突尼斯)、亚平宁半岛(现在的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其中大部分是降雨量相对适中的地区。在此期间,考古和书籍资源变得更加丰富,从而提高了研究水与人类健康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阿尔克莽(Alcmaeon of Croton,公元前470年)是第一位认为水质可能影响人们健康的希腊医生。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论述过(公元前400年左右)不同来源、质量的水对健康的影响。古罗马作家和建筑工程师的维特鲁威(Vitruvius)曾说当为城市选址时,必须避免沼泽地区。公元1世纪老普利尼(Plinythe Elder)在他的作品中曾花很长的篇幅就“什么样的水是最好的”发表了不同观点。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之一盖伦(Galen,公元2世纪)也总结了水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他们开始学会通过感官检查水的质量,包括味道、气味、外观和温度。在整个古代时期,人们都认为凉爽、无味和无色的水是最好的,并且应该避免不流动的沼泽水。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非常清楚从采矿开采的山丘和山脉而来的水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不同种类的水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零散的评论,但是这些评论对人们健康究竟有何影响则很难考究。由于资料不足,实际上我们不可能评估古代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水在其中的作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用于获取清洁饮用水的措施,但城市中仍然存在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而古希腊或罗马社会并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应对公共卫生问题。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善水的质量。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沉淀池、筛子、过滤器和将水煮沸是当时使用的方法。煮沸是古代医生广泛推荐的,它会降低劣质水的生物风险。尽管从技术角度来看煮水可能是可行的,但是由于木柴和其他可燃物是地中海周围的稀缺资源,因此在经济上却并非能广泛应用。
水传染病是当时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痢疾和不同种类的腹泻会对人群造成严重破坏。虽然古代医生有对不同类型的肠道疾病进行描述,但回顾性诊断很困难,难以识别致病因子。在夏季和初秋地中海地区水资源缺乏时,是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的高峰期,这在希波克拉底的书里也有相关描述。
另外,社会和经济地位也会造成人们健康造成差异:富人家里有自来水,而穷人不得不从公共喷泉取水。富人有自己的浴室和厕所,而穷人则不得不使用公共厕所和浴室。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导致富人和穷人的健康状况和水平不同。
作者们还提到,军事用水和卫生设施对像罗马帝国这种需要强大的军事机器运转的国家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罗马人在为其驻地、城市和部队提供充足饮用水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并根据水的供应情况制定战略部署。有趣的是,作者说由于军人在他们的现役期间习惯于洗澡和充足的供水,这种生活习惯成了他们退役之后在城镇修建水道和浴场的驱动力。
重金属铅对水的污染一直是罗马时代人们讨论的健康主题之一。史书作者当时就对铅管的使用表示怀疑,并建议使用陶瓷管。而在实践中,虽然陶瓷管也有获得试用,但在许多情况下水还是由铅管输送。幸运的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铅通过水对人体的暴露还是非常小的: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碳酸钙涂层将铅和水分开了;其次由于管道一直有水流通,水与管道的接触时间较短而很免于被铅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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